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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生》:他们不是神,只是最想让你好好活下去的人

    2020-04-08

    中国医生,是勇士,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是普通人,会受制于医疗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规律。他们也会害怕,怕束手无策,怕辜负病人。他们在绝望中争取希望,在成就感与挫败感的自我交战中学会冷静。“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无论怎样,治愈病人,是他们唯一的职业信念。

    深夜12点,朱良付终于走下手术台,但等待他的还有16台造影手术。

    身为医生,朱良付常嘱咐病人“正常作息”,但他自己却没法做到。

    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的发起者、组长,朱良付须24小时待命。

    人到中年,他也会担心,“工作量大、作息不规律,自己哪天会突然死掉”;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死,“家庭责任没尽到,医疗责任也没尽到。国家花了25年,才培养出我这样一个主任医师,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费资源”。

     

    朱良付医生每天写日记,反思自己,他更像是一个入世的行者。

     

    和朱良付一样几乎全年无休的,还有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

    对于这位“心脏上的拆弹专家”,一台5个小时的手术是家常便饭,有时他从早上8点进手术室,一直站到凌晨1点,共17个小时。

    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医生)得是身体最好的人,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

    话虽如此,但长时间站立让他的颈椎病以及小腿静脉曲张越发严重,手术前,他必须穿上弹力袜,有时还得戴上颈托。

    王东进忙于手术时,和他同院的急诊科主任王军也在马不停蹄地工作。

    急诊科是突发情况的集中地,生与死、是与非、进与退,在这里交织。而急诊科主任是这些矛盾的漩涡中心。

     

    王东进医生在繁重的工作中难得休息。

     

    一天,一位从两米高处摔落的97岁老人被送到急诊科,来的时候已经没了心跳,加之年迈、体质较差,王军判定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他依旧要求医护人员继续进行胸部按压,而自己则不停和家属解释病情。“有时我们明知道不可能,但目前这种医患关系,还是要做出一些努力,家属心里也有些安慰。”王军说。

    朱良付、王东进、王军,他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纪录片《中国医生》的镜头跟踪、捕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1月27日,《中国医生》低调上线。该片聚焦国内6家大型三甲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来自急诊科、肿瘤科、麻醉科、妇产科、手术室、ICU等几十位医生,用克制、冷静、理性的镜头展示了他们在救死扶伤道路上的悲欢离合。

     

     

    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惨,

    某种程度只是在消费苦难

     

    《中国医生》从策划、拍摄到完成,历经两年时间。总导演张建珍看了成片不下20遍,每次看都会被打动,“这种感动源自医生真实的话语和行为”。

    而这些言行,如果没有摄像机,往往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它们既不波澜壮阔,也不悬念迭起,反而太过细碎寻常。

    就像有“江淮名医”之称的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孙敬武,他会用半个小时和小病患的母亲一点点解释何为人工耳蜗植入。

    而当这场繁复精微的手术顺利结束,这位被拍摄团队称作“老黄牛”的医生马上投入下一场手术,水都没顾上喝一口。

    就像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虞竹溪,她天性乐天开朗。因为生产导致肝脏破裂、一直戴着呼吸机的产妇沙媛最喜欢用写字的方式和虞竹溪交流,一沓A4纸被她写得密密麻麻。

    在沙媛心里,虞医生就是她的小太阳。当沙媛终于摘掉呼吸机,她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跟虞医生说,谢谢她!”

     

    虞医生一直支持着患者渡过难关。

     

    还有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潘红英,守护肝癌病人辛月芳整整10年。

    10年间,潘红英工作调动到哪儿,辛月芳就跟到哪儿。辛月芳一次次发病,潘红英一次次把她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并且想尽办法为她开疗效好又能报销的药,为她的病情殚精竭虑。

    也许,这种种细碎与寻常背后,正是让人动容的医者仁心。

    而拍摄医生,是张建珍的一个心结。

    2008年,由于父母先后被诊断为肿瘤晚期,张建珍几乎一整年都待在北大医院。

    每天早晨,她都盼着8点的查房,“那是漫长的等待,因为你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医生。看到他们,你在心理上会得到某种慰藉”。

    父母的患病、离世,让张建珍真切感受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彼此依靠。2014年,她制作了一档医疗题材真人秀节目《因为是医生》,母亲当年的一位住院医师就出现在节目中。

    十多年来,张建珍一直想呈现医患之间的“温情与良善”,这也是《中国医生》的基调。

    “我们想让大家多维度了解医生,至少知道他们不是我们在门诊接触时那短短几分钟的样子,知道他们背后的职业追求,知道他们给病人医病时的心理状态,知道他们始终会将救治病人作为职业的最高目标……”张建珍觉得,了解之后才能理解,有了理解才能建立信任。

    但《中国医生》不会刻意赞美。张建珍记得,那条“护士怀孕9个月,仍在抗疫一线”的报道让不少朋友圈中的医生愤慨不已,“这种报道既不讲科学,也不讲人性”。

     

    《中国医生》对于总导演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作品。/ @张建珍BNU

     

    《中国医生》不赞美、歌颂,也不会刻意渲染冲突。“毕竟冲突是少数的,而且各种关于伤医事件的报道已经够多了。大家在互联网上义愤填膺,可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非但没解决,还让有些人以为只要自己不爽,就可以在医院发泄,这对缓解本就脆弱的医患关系毫无益处。”

    张建珍还有一重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的学术经验让她发现,大概十年前,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时,往往带有强烈立场,“认为患者相对医生是弱者,因而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惨,勾起大众对弱者的同情”。

    但张建珍觉得,一些既没有搞清事实又无法提出解决之道的报道,某种程度上只是在消费苦难。

     

    理解对生命的抉择,

    是医生成长的第一步

     

    张建珍和团队不想消费苦难,他们追求的是用真实的镜头语言记录一个个有温度、有感情、有矛盾、有希望的医患故事。

    《中国医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的成果之一。在所长唐绪军看来,建设性新闻的特点就是积极与参与。

    “所谓‘积极’,是给人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问题,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问题;所谓‘参与’, 指媒体和记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唐绪军觉得,这一理念体现在《中国医生》上,“就是真实地还原了医生到底是怎样的人”。

    2017年8月,张建珍带领拍摄团队到6家医院调研。“原计划每家医院拍摄三四名医生,但我们希望院方可以至少推荐30名医生,也就是拍摄数量的10倍。”

    调研阶段,团队走访了近200名医生。几乎每一位医生,张建珍都会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用最普通的方式,记录下他们最不平凡的生活。

     

    她会问医生三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做医生?有没有后悔?会不会让子女做医生?”张建珍觉得,这三个问题,可以让她和团队快速了解医生的内心,“确实有人不想让子女做医生。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私人时间、私人生活的职业,工作环境又不安全”。

    但张建珍发现,仍有不少医生,特别是优秀医生,“觉得做医生非常有成就感”。

    虽然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拍摄团队没有刻意回避任何想法,“我们就是想呈现一个群体的不同面向”。基于这种思路,《中国医生》选择了不同年资、不同科室、不同岗位的医生作为个案。

    分集导演张征负责南京鼓楼医院的具体拍摄。最初他锁定王东进等国内外知名专家,随着接触加深,张征不免琢磨:这些业界大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这时,他遇到了烧伤整形科住院医生徐晔。

     

    徐晔正在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

     

    那时的徐晔刚刚工作不久。张征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徐晔面露疲惫,他说自己的科室正在合力抢救一位被工厂钢水点燃、烧伤面积95%以上的重度烧伤患者,这也是他从医以来参与抢救的第一位重度烧伤患者。因经济原因,家属想放弃。

    通过和徐晔的交谈,张征感到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他在从医之前学到的是如何用医术救人,但人世间是复杂的,医生的职业要求和人心的复杂撕扯着这个年轻医生。”张征当即决定,把处在矛盾旋涡中的徐晔作为拍摄对象。

    最终,徐晔没能留住这位病人。由于家属选择放弃治疗,病人在出院后不久离世。

    《中国医生》中记录的,是徐晔和另一位重度烧伤患者老刘的故事。59岁的老刘因煤气爆燃,全身烧伤面积同样高达95%。

    每天,徐晔要给老刘进行一次长达两小时的“酷刑”——换药,他要把老刘的伤口打开,上药,再包好。

    他用言语安抚老刘,就像安抚一个孩子,因为他知道,整个过程无比痛苦,接近“不可忍受”。

     

    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老刘没有医保,将近百万元的治疗费用,老刘的儿子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最终,老刘的儿子还是放弃了,老刘被强行出院。

    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徐晔沉默良久,他想起烧伤科前辈说的一句话——“有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但徐晔也会反问自己,什么才算“把病人治好”,“是通过治疗让病人可以出院,但日后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还是应该尊重患者家属的选择,因为他们也是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

    在张建珍看来,每个医生都会经历徐晔这样的“成长困惑”,而年轻医生正是在迈过一道道心理关卡后才逐步成熟。

    “就像那些大医身上都有非常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早已看淡人间浮沉。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和家属对生命的抉择,是作为医生成长的第一步。”

    徐晔有时觉得,医生不是冷酷,而是锤炼之后变得冷静。

    而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冷静,或许也是医生最大的温情。“在医院这个最接近生与死的地方,他们必须理智地分析每一个生命的可能。这样我们才不会困于起死回生的幻想,才能给予生命最大的尊重。”张建珍说。

     

    “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

     

    在针对疾病的战役中,

    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本身

     

    接受生命的易逝,也是医生成长道路上必须跨越的鸿沟。

    张征记得,鼓楼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和他讲,前辈告诉她不要和病人成为朋友,尤其是她所在的肿瘤科,“因为你无法承受朋友在你手上离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就体会过这样的切肤之痛——24年前,她没能从死神手中救下自己的同窗好友。

    然而,让孙自敏痛苦的不止于此,她和拍摄团队提到:“1990年,我们做了全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发现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人就剩一个。最后那个病人也不在了,全军覆没。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等于白干了,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

    “她一度觉得自己这个血液科医生干不下去了。”张建珍记得,孙自敏和她讲,自己晚上睡觉,梦里病人都会死死拉着她的手。

    “这个职业很特殊,每个医生都曾因病患的死亡经历过良心拷问。对这个职业而言,巨大的成就感与挫败感永远并存。”在张建珍看来,那种挫败感一方面源于医学的局限,一方面源于人人都可能出现的抉择失误,“但这种失误的代价太大,很可能是生死一线”。

    然而悲伤与自我怀疑并没有让孙自敏一蹶不振。2000年,孙自敏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脐带血移植手术,此后,她带领团队给了一个又一个病患生的希望。

     

    有时候支撑医生坚持下去的,就是成就感。

     

    《中国医生》记录了孙自敏和病患沟通的一个场景。在给一名10岁的血液病患者进行治疗前,孙自敏这样说:“我们医护人员和家属、病人三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目的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就像我们打突围战,能不能冲出去,你(患者)是战士,我们是制定方案的人,你爸爸妈妈是准备粮草弹药的人,最后成功肯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键的人是你。”

    孙自敏的这段话,说出了很多医生的心声:在针对疾病的战役中,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本身。

    然而,现实生活中朱良付遇到的却是要把他“撕成碎片”的病人。

    说这话的老人,认为朱良付把自己的丈夫医死了,然而她一边骂人一边说:“我最近血压高了,你给我看看。”朱良付明白,老人其实明白他是个好医生。“但这并不耽误她投诉我。”

    大概正是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所以片中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医生不是万能的上帝,但人文是有温度的。”

     

    在张建珍看来,医患冲突的发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普通人对医生有过高期望,“这种期望甚至超过医学所能达到的,大家不愿认可医学的局限性,当过高的期望落空,就会产生矛盾”。

    另外,中国医生就诊压力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人看病还有一个观念——只有大医院的医生才是医生”,这导致大医院医生接诊人数过多。

    就像片中出现的鼓楼医院骨科主任邱勇,一次门诊同时开6个诊室,每个诊室由医学生或助理先期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邱勇本人则在6个诊室巡回问诊。

    张建珍记得,拍摄时有病人直接甩出一句“挂了两个月号,看了30秒”。“但他(邱勇)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快速解决问题,才能给更多人看病。”

    也许有些矛盾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但光芒万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能遮蔽医生本身的生存困境,相对事迹歌颂以及伤医事件发生时那些稍纵即逝的痛惜情绪,医生们更需要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张建珍觉得,各个医院都应当加强安保力量,保护医护安全。“尤其是儿科、急诊科,这些医患矛盾最突出的地方。”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拍摄时,团队发现院内有200多名保安,“他们会配带装备在医院巡逻,每个病区护士台下都有一键报警按纽。这对于伤医者会形成一种震慑”。

     

    “你有没有把病人当成你自己的亲爹,这才是衡量的标准”

     

    摄制团队有时也会和医生们聊到医患话题。“他们其实最希望的,是病人能更信任自己。”在张建珍看来,某种程度上,正是病患的信任,让医生义无反顾、甘愿冒险。

    “对于一个生命的救治,在没有最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就需要放手一搏。有些抉择背后存在极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怎么选择?如果病患和医生关系敌对,医生往往不敢冒险。万一结果不好,他会面临投诉等问题。”

    摄制团队跟拍的华西医院尹万红医生,由于拍摄素材不充分,没有出现在剪辑好的成片中。

    张建珍本打算让团队去补拍一些细节,但尹万红回了一条微信:“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为医生发声就行,最终受益的是患者。我个人无所谓。”

     

    尹万红是华西医院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尹万红和片中出现的多名医生一样,第一时间奔赴武汉。“你只要深入了解这些人,看到他们所有的付出与追求,他们对人对事的衡量标准与态度,你一定会心生敬佩。”张建珍说。

    分集导演柳亚就被朱良付感动了,“很难看到这样坦诚、真挚的人”。朱良付告诉柳亚:“不是别人说你是好医生你就是好医生,好医生只有自己知道。”“你有没有把病人当成你自己的亲爹,这才是衡量的标准。”“你干好你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修行。”

    “这一番话,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个入世的行者。他每天写日记,反思自己,对自己极为严苛,对职业充满敬畏。”柳亚说。

    如今,张建珍回忆起来,念念不忘的也是每个医生身上的个人魅力:有人永葆赤子之心;有人有大医精诚的气度;有人医术高超却锋芒不露,信奉“重剑无锋”……“是他们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批深具精神力量且有超越性情怀的人。”

     

    在手术台上,医生就是战士。

     

    《中国医生》播出后,张建珍收到老同学的一条微信,他说从片子里了解到医生的伟大,他甚至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伟大的人存在,国家和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还说,他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成功人士,看过片子后,要进行自我反思。

    张建珍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像那位老同学那样,在超越个人成功或个人利益层面考虑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许是这部片子想达到的更高价值”。

    张建珍听过一个故事:英国打算像中国一样要求医生加班,接收更多病人,结果造成了全体医生罢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医生一定程度上将自我牺牲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仔细看片中的这些医生,会发现他们真的当得起片名中‘中国’二字。”

    张建珍很喜欢一名网友对《中国医生》的评价:“我们对医生职业的尊重,并非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的希望之光。”